关于科学的考古学
本文摘自摘自《福柯读本》
给巴黎认识论小组的这篇答复最早刊于《分析手册》（Cahiers pour l’analyse）第九辑（1968 年夏）。在这篇答复中，福柯就《词与物》中引人注目的“ 知识型”概念和“ 认识论断裂”概念作了解释。这两个概念跟他特有的考古学方法有关。实际上，福柯在此对他的考古学方法作了一般解释。考古学对起源，总体性，再现，主体，连续性和统一体提出了质疑，也就是说，对知识的条件和可能性作出了置疑。文章中的观点，在他的《知识考古学》中有更详尽的论证。这是福柯70 年代前所尊奉的一些理论原则。之后，逐渐放弃了这些方法，而转向了谱系学。
—— 编者
我们向《疯狂与文明》唯一意图是，使他对其理论的可能性和他方法的可能推论建立于其上的批判、《临床医学的诞生》和《词与物》的作者提出这样一些问题的性命题进行陈述。小组[认识论小组由阿兰.巴迪乌（Alain Badiou）、雅克.博韦塞（Jacque Bouveresse）、伊夫.杜洛（Yves Duroux）、阿兰.格里斯夏尔（Alain Grosrichard）、托马斯.赫伯特（Thomas Herbert）、帕特里克.霍夏尔（Patrick Hochart）、让.马尔托瓦（Jean Malthoit）、雅克– 阿兰.米勒（Jacques-Alain Miller）、让– 克劳德.米尔内（Jean-Claude Milner）、让.莫斯科尼（Jean Mosconi）、雅克.纳西弗（Jacques Nassif）、博纳尔.鲍特拉（Bernard Pautrat）、弗朗索瓦.勒尼奥（Francois Regnault）和米歇尔.托尔托（Michel Torto）等人组成。]希望福柯在科学的地位、历史和概念的关系中确定他的这些答复，并向他提出了要求。
有关认识型和认识论断裂
加斯东.巴什拉的著作发表以来，认识论断裂的提法已经被用来指称那种非连续性，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据称可以洞悉它，洞悉这种在每一种科学的诞生与“ 顽固的实证的、自圆其说的错误构成的整体”之间的非连续性，而那种错误的整体通过回顾可以被看到总是先于科学的诞生的。伽利略、牛顿和拉瓦锡这些原型式的范例，而且还有爱因斯坦和门捷列夫这样的典型，他们都说明了这类断裂的横向永恒性。
《词与物》的作者发现了一个时代和下一个时代的认识论构型之间的纵向非连续性。我们问他：在这种横向性和纵向性之间总是有着怎样的关系？[有关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从康吉莱姆论福柯的著作的那篇文章（见《批评》（Critiques），242 卷， 1967 年7 月，第612— 613 页）中援引了如下的段落：“就理论认识而言，在不参照任何规范的情况下在其概念的具体性当中思考这种认识是否是可能的呢？在17 世纪、18 世纪的认识论体系中运作的许多话语，其中一些，比如自然史，被19 世纪的认识型抛弃了，但还有一些却被整合到了这种认识型当中。牛顿物理学并没有随着动物经济的生理学的出现而消亡，相反， 前者充当了后者的一个模型。即便不是艾迪安.乔弗里.圣蒂雷尔（Etienne Geoffrey Saint-Hilaire），也是达尔文推翻了乔治.布丰。但无论是迈克斯维尔，还是爱因斯坦，都没有推翻牛顿；达尔文却被孟德尔和摩根驳倒了。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的这个序列所包含的断裂与植物分类学的杜纳福尔（Tournefort）— 林奈—恩格勒这个序列里的断裂毫无共同之处。” ] 考古学分期划定了让诸学说汇集在统一系统模式中的共时性连续背景。他能同意为他提出的在彻底的历史主义（考古学将能够预言它自己再嵌入某种新话语中的二次铭写）和某种绝对知识（有一些作者摆脱了认识型的限制条件而总是呈现着这种知识）之间的二者择一的要求吗？
福柯的回答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交叉。几十年以来，现今的历史学家们更乐意把他们的注意力放在长时段之上。情况似乎是，在政治波动和它们的插曲背后，历史学家就在揭示着稳定而富有弹性的平衡、不可感知的过程、持续的不断调整、趋势性的现象，所有这些现象在经过了时间上的若干连续时段、积累运动和缓慢的饱和过程，经过了被驳杂的传统叙事掩藏在层层叠叠的事件背后的伟大的稳固而无声的基点，达到了其顶峰之后便开始以反方向运动。为了进行这种分析，历史学家们配置起他们的工具，这些工具有一部分是制作出来的，而有一部分则是约定俗成的：经济稳步的增长的模型、对交换之流的定量分析、人口增长和衰退的综合分析、对气候变化的研究，等等。这些工具使他们能够在历史领域中对各种沉积层进行区分；直到那时一直都是研究对象的线性连续被更深层的一套非耦合体所取代了。从政治的不稳定性到“ 物质文明”所特有的凝滞性，分析的层面成倍地增多了；每个层面都有着它自己的断裂；每个层面都包含着它自己所专属的分期。单位变得更宽了，进而我们也就更进一步地深入到更深的层面当中。历史学的老问题（不连续的事件之间应建立起何种联系）自此被一系列困难的疑问所取代：在这些层面中哪些层面应被析出？它们每一个所能适用的分期类型和标准是什么？它们之间应建立起何种关系体系（等级制、统治关系、二级配置、意义明确的决定关系、循环因果性）。
目前，就在大约同一个时期里，在被称为观念史、科学史、哲学史、思想史，还有文学史的那些学科当中（它们各自的特性在这里暂且不论），在整体上已放弃了历史学家的工作及其方法的这些学科—— 尽管这些学科的名目各不相同—— 当中，注意力已经从建构“ 时代”或“ 世纪”的大单元上转移开来了。有人慢慢的开始努力去发现在思想的伟大连续性背后、在心灵的集体性和同质性表现背后，在从一开始就为自身存在和自身完善而斗争的科学的不懈发展背后存在的断层。加斯东.巴什拉已经测知了中止了认识[connaissances] 的无限积累的那些认识论意义上的起点；马尔夏.热鲁（Martial Geroult ）对切分了哲学话语空间的那些封闭体系、那些封闭的概念建筑术进行了描述；乔治.康吉莱姆则分析了概念运用的有效性和规则领域中的突变、移置和转化。至于文学分析，它所考察的就是写作的—— 以及更小规模的文本的—— 内部结构。
但这种交叉不能让我们抱任何幻想。我们不应不加深究地就接受这样一种表象，即某些历史学科已经从连续性转向了非连续性，而其另一些历史学科—— 史学就是这样—— 正在从大量的非连续性转向范围宽广的、无断裂的那些单元。实际上，已经发生的事情是，非连续性的概念已经在作用上发生了改变。就拿经典形态的历史学来说，非连续性既是给定的也是无法被思考的：它既是在众多分散事件、意向、观念或实践中呈现自身的东西，又是必须通过历史学家的话语规避、化约和抹除从而揭示串联式连续性的东西。非连续性是时间性离散的耻辱，历史学家的职责就是通过历史学压抑它。
它现在已经成了历史分析的基本要素之一。它以三重角色出现在这种分析之中。首先，它支撑起来了历史学家审慎精确的操作（而不再是他从面对的材料中任意拿来就用的东西）：因为他必须，至少作为一种系统假设，在他的分析的可能的层面进行区分，并且建立起适合于这些层面的分期模式。它还是他的描述的结果（而不再是他的分析活动所必须清除的东西）：因为他致力于揭示的东西正是某个过程的范围、曲线的拐点、常规运动的奇变、震荡过程的界标、某功能的开端、某机制的出现，以及某种循环因果性得以反转的那个契机。最后，它还是这样一个观念，即他的工作总是具体的。它不再是横亘于两个实证模式间的空白里的纯然、统一的空无；它成了一种不同的形式和功能，随着分配给它的领地和层面而变化。一个必然特别悖论的观念：它既是研究的对象，也是其工具，因而它在划定了分析领域的同时，它自身又是这个领域所呈现出的一种效果；它使众多领地各自形成分片成为可能，但却只能通过事先比较这些领地才能够建立它们；它打散一些单元，为的只是建立起另一些新的单元；它既对众多序列进行分节，又对众多层面进行着复制，并且归根到底，它不仅是历史学家话语中呈现出来的一种概念，而且是他们秘密地奉为前提的一种概念。要是没有为他提供着作为对象的历史—— 以及断裂本身的历史—— 的这种断裂作为基础，他还能在什么基础上言说呢？
我们大家可以图示化地说，历史，亦即一般意义上的诸历史学科已经不再是对序列表面背后的串联关系的建构了；它们现在所实践的是系统化地引入非连续性。在我们的时代为它们赋予了典型特征的巨变，不是它们的领地向它们早就非常熟悉了的经济机制的扩展，也不是对意识形态现象、思想形式或心理类型的整合；所有这些都在19 世纪得到了分析。毋宁说这种巨变就是对非连续性的改造：是把它从障碍转变为实践的一种改造；是非连续性进入到历史学家话语之中的一种内化—— 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非连续性不一定是必须化约得出的外在事实，而毋宁是被运用的一个操作性概念；是对各种征象的一种倒转—— 多亏了这种倒转，非连续性对历史阅读（ 历史阅读的底部、它的失败、它的权力的范围）来说不再是消极性的东西，而成了决定着历史阅读的对象并赋予其分析有效性的积极因素。我们一定要习惯于理解在历史学家的实际工作中成为历史的东西：为了对诸时间序列进行分析而对非连续性做的某种有控制的使用。
显而易见，这个事实还有许多方面不为人知，我们是这个事实的同时代人，而历史学认识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已经见证了这个事实。实际上，如果历史可以保持不曾断裂的连续性的链条，如果它未曾须臾中断地把除非抽象否则无法被分析打开的诸多连续体联系在一起，如果它把那些隐蔽的合成物永久地织入以人、他们的词语和他们的行为为中心形成的重组过程，那么历史就是意识的绝佳避难所：它在体制和事物的沉默中揭示出物质性的决定因素、惰性的实践、无意识的过程和被遗忘的意向，进而从那种重组过程中抽掉了的东西将以一种自发的合成体的形式再次回来；或者毋宁说，它将允许那种重组过程再次把从中抽掉的所有线索悉数捡起，使死去的活动再行复苏，它将允许那种重组过程再次成为新的、被恢复了的追光之下的主权主体。连续的历史就是意识的串联：是使从其中逃逸的东西得以再次复归的担保；是这样一种许诺，它终有一天将能把包围着它、压迫着它的全部事物统统占有，从而复辟对它们的统治，并且在它们当中找到真正必被称为它自己的家—— 让我们把这个词所承载的一切过度含义从它上面拿开—— 的所在。使历史分析成为连续性话语，并且使人类意识成为一切知识以及一切实践的本源性主体的愿望，乃是同一种思想系统的一纸两面。着眼于总体化，时间被构想出来，而革命被构想成无非是意识的获得。
然而，自本世纪初以来，精神分析研究、语言学研究，继而还有民族学研究，已经吊销了历史的欲望法则的、它的言说形式的、它的行动规则的、它的神话话语系统的主体。可在法国，“是的，那些把握十足的人总是不断这样答复：嗯历史……历史，它并非一种结构，而是形成的过程，并不是同时性，而是连续性；并非一种系统而是一种实践；并非一种形式，而是意识永无休止的一种努力，意识总是返回自身，并试图重获对自身的控制权，甚至是对自身条件的基本前提的控制权；历史，它不是非连续性，而是长期的，无断裂的实践”。
为了把这个已然引发争议的连祷文不断地念诵下去，就必须这么做：调转眼睛不去注意历史学家的工作，也就是对他们的实践和话语当中已经发生的东西置若罔闻；对他们的学科的剧变闭目塞听；坚决无视这一事实—— 历史并非意识的主权的理想避难所，它比神话、语言或性更脆弱；总之，为了得到拯救，就必须重构一种不再是完成形态的历史。如果这种历史不能提供足够的安全，不能形成认识，知识和思想的发展，不能形成永远自我复归且在任何阶段都永恒地绑定于其过去和现在的那么一种意识的发展，那么就一定要拯救那必须得到拯救的东西：有谁敢褫夺它近代历史的主体？每当非连续性的使用在某种历史分析中变得过于显眼（特别是非连续性的使用涉及知识的时候），便会出现一声呐喊：你谋杀了历史！不要在这里产生误解：这里如此大声的哀悼指向的并非历史的被抹除，而是历史形式的消失，而那种形式曾被以秘密的方式，并且完全自在地植入主体的综合活动性当中。过去的所有财富都在这种历史的古老城堡中被囤积着。据信这座城堡固若金汤—— 因为它圣洁，它是人类学思想的最后堡垒。但历史学家们在其他方向上早已走得很远了。再也不能指望他们去对特权实施保护或去再次强调—— 但在目前的麻烦中这么做是必要的—— 历史至少还活着，并且是连续的。
话语事件的领域
如果我们想将非连续性这个概念系统地运用于（ 也就是说为了对其加以界定起见，就是说以尽可能一般性的方式使用它并验证它）被称为观念史、思想史、科学史和认识史等等领域—— 这些领域的边界是如此不确定，因而它们的内容也还是悬而未决的—— 之上，那么有一些难题马上就会应运而生。
首先就是一些否定工作。必须摆脱与连续性假设相联系的一系列观念。无疑，它们没有真正严格的结构，但其作用却是显而易见的。比如传统这个观念，使得着两种情况成为了可能，一方面让人根据某种坐标体系铭记所有的创新，另一方面是给一组恒定现象指派某种地位。又如影响这个观念，与其说它实质性地不如说是神秘地支撑着过渡和交流的种种现象。又如发展这个观念，它使人们能把一系列事件描述为同一种组织性原则的实现。又如目的论或相对于规范阶段的革命的这种相反相成的观念，又如时代精神或时代心理这个观念，它使人能在共时和连续之间建立起意义的连续性，象征纽带的连续性，或某种相似性和镜像映射的游戏。必须抛弃这些既成的合成物、这些综合体，它们往往未经检验便被认可，它们之间联系的有效性往往被立即接受；必须驱逐这些隐蔽的形式和力量，人们往往借着它们习惯性地把人的思想和它们的话语联系在一起；必须承认首先要做的事情无非是和全部那些被压抑的事件打交道。
再无必要视我们所熟知的学科或团体之间的分界线是有效的划分了。由于横亘着这些分界线，我们就既不能接受范围广大的话语类型之间的差异，也不能了解体裁形式（科学文献、哲学、宗教、法律、小说，等等）之间的差异。原因是明摆着的。我们在自己的话语世界中运用着这些差异，却对此一无所知。当我们专注于对广为流传、散布并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普遍地特征化了的一组陈述进行分析的时候，情况a fortiori[ 更是] 确乎如此；毕竟，“ 文学”和“ 政治”是这样的晚近范畴，它们只能被以回溯性的方式和新的类比或语义相似的游戏运用于中世纪甚或古典文化。文学和哲学，因而还有哲学和科学，在17 、18 世纪话语领域内并不是以它们在19 世纪里相联结的方式那样联结在一起的。总之，显而易见的是必须意识到，那些分界—— 我们今天通常接受的，或与被研究的那些话语同时代的那些划分—— 本身都总是一些反思范畴、分类原则、规范性规则和体制化的类型；它们，就其本身而言，又是与其他事实共存的由话语造成的事实，而那些其他事实与它们之间固然有着复杂的关系，但却不具有自治的和可被普遍认识的内在特性。
最重要的是，必须受到置疑的应是这样一些统一体，它们以最直接的形式现身—— 这些单位就是书籍和作品全集。乍一看上去，若无极端的工序，这些统一体根本无法被拆除；它们是以极其确定的方式被给予的，是既由物质性的个性化（ 一本书是占据着明确空间的、有其经济价值、并且以数字标识着它的开端和结尾的东西），又由话语和使之呈现出来的那个个体之间分配关系所给定的。但是，只要我们更切近地观察它们，麻烦就来了。这些麻烦并不比语言学家试图界定一个句子的统一性时所遇到的那些麻烦小，也不比历史学家试图界定某种文学或科学的统一性时所遇到的麻烦小。一本书的统一性并不是匀质的统一性：不同数学著作之间存在的关系不同于不同哲学文本之间存在的关系。司汤达的小说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之间的差异不可能与使《人间喜剧》中两部小说相互有别的差异相重叠；而后者，就其本身而言，又不可能和使《尤利西斯》区别于《一位青年艺术家的肖像》的那些差异相重合。进一步说，一本书的边界既非确定的也非严格划定的。没有只靠自己就能存在的书籍，它总是在与其他书籍并立的支撑关系和依赖关系之中的；它是网络中的一个节点—— 这个网络包含了这个点或隐或显地指向其他书籍、其他文本或其他句子的整个指涉系统。如果我们对一本物理学书籍，或一部政治演说集，或一本科幻小说感兴趣，那么这种指涉系统，因而还有自治和他治的复杂关系，都将是不同的。尽管书籍大多是作为我们大家可以拿在手头的一个客体而得到规定的，尽管书籍是在封闭着它的这个小小规则平行六面体当中受到限定的，但它的统一性仍旧是可变的和相对的；如果不通过话语领域，这个小小的规则平行六面体就无法得到解释和指涉，进而就不可能得到描述。
说到作品全集，它所带来的难题仍然是非常棘手的。表面上来看，作品全集是可由某专名标记指定的文本的总和。指定（即便我们把归属问题放到一边）并不是一种同质化工作：一个作家的名字不能对在他名下由他本人发表的文本进行指定，不能对他用假名发表的另一些文本进行指定，不能对在他死后也许被以原始面目发现的另一些文本进行指定，而且也不能对那些无非是同样原始的草稿、随手写来的笔记、“ 纸头”等其他一些文本进行指定。对全部文本或作品全集的建构必将以某些不能轻易证明甚至也不能表述的理论选择为其前提。有一种文本，它是作家所写，他原来也打算付印但却仅仅由于他的死这一事实便永远保留其未完成状态，把这样的作品算进来就足以是构成全集吗？我们是不是得再算上放弃了的那些大纲呢？而我们又将把书信、笔记、报导的对话、由编辑者记录下来的评论放在什么位置上呢？这个个体在他死亡的那一刻才离开包围着他的这些多得数不清的踪迹，它们在无限多的交叉点说着如此不同的语言，它们将在几个世纪甚至上千年的时间里弥散着，直到最后被彻底抹除—— 我们将把它们放在什么位置上呢？如论如何，“马拉美”的名字对一个文本所进行的指定—— 如果文本涉及英国主题，或他对埃德加.爱伦坡的翻译，或诗歌，或对询问的答复—— 的类型是各不相同的。而尼采的名字和作品之间就没有这样的关系，那些作品包括年轻时的自传、其学术论文、哲学文章、《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看哪这人》、书信、最后签署着“ 狄俄尼索斯”或“恺撒尼采”字样的明信片、格言警句草稿间夹杂着洗衣店账单的笔记本。
实际上，能被在某作家的“ 作品全集”中识别的唯一统一性就是某种表现的作用。可以这样来设想，一定存在着这样的层面（它存在于深层，要多深就有多深）， 作品全集在这个层面上通过它自己的一切片段—— 即使它们极其微小，极其无关紧要—— 把自身揭示为作者的，或俘获了他的历史决定的思想之表达，或其经验，或想象，或无意识之表达。但我们很快会看到，绝非直接被给定的作品的统一性是通过某种操作被建构起来的；这种操作是阐释的（这就是说，它在文本中对既潜藏而又显白的东西进行解码或转译）；最终，这种操作—— 它决定着作品，具有整体性的作品，因而决定着作为这一操作之结果的作品全集本身—— 在《残酷戏剧—— 剧场及其重影》的作者那里与在《神学政治论》的作者那里是不会相同的。作品全集不可能既被构想为直接的统一性，或确定的统一性，也不能被构想为同质的统一性。
最后，要终止这些未经反思的统一体—— 我们力图分析的话语就是靠它们而被半隐秘地事先组织起来的—— 的继续流转的最后一招，就是放弃两个相对而立的、绑定在一起的假设。其中一种假设认为，在话语秩序中不可能找到真实事件的闯入；在每种表面的开端之外，还总是存在着一种隐秘的起源—— 它是如此隐秘，如此地具有始源性，因而它不可能完全按其自身得到把握。结果是，我们注定通过编年学的天真而被引向无限远点，永远不肯能在任何历史中得到呈现的无限远点。这个点本身只能是自身的空无；从这一点发出的所有开端仅仅只能是涌现或隐匿（严格地讲，应该同时是这两者，在这完全同一个动作中的二者同时实现）。与这个假设相联系的另外一个论点是，所有显白话语都隐秘地取决于“ 已道出”的东西；而且这个“已道出”的东西又不是已经表达出来的句子、已经写下的文本，而是那“ 尚未说出”的东西—— 它是某种不可具体化的话语，是像气息一样无声的声音，是仅仅在行文之中所留出的空白的那种写作。进而还可以假设，话语中恰好变成词语的所有言说总被发现是在先行于话语的、固执地在话语之下运行着但又由话语揭示并渲染其静默的那中半沉默之中被联结着的。归根结底，显白话语只能是它未说出的东西的压抑性表现；而未言说的东西则是由内部为已言说的东西灌注生气的空无。第一个假设的主题注定使话语的历史分析成为对规避一切起源测定的那种起源的追问和重复。而第二个假设的主题则注定使它成为对同时是未被说出的已道出的东西的阐释和监控。这两个主题的作用就是担保话语的无限连续性及其在缺席的运动之中—— 因为缺席总是更先行的一个阶段—— 隐秘的自我在场。我们一定要放弃这两个假设。话语的每个阶段都向作为事件的它的断裂敞开着；事件存在于断续之间；存在于转瞬即逝的偏离之中，这断续和偏离使话语被继续、被知道、被遗忘、被改造、被抹除为它最细小的痕迹、并从每双眼睛前移开埋入如微尘数的书籍之中。不必将话语追根穷底地回溯到它起源的原始在场；而必须在它的直接性游戏中观照它。
连续性的这些基本形式、话语的这些未被审察的综合体一旦被弃置一旁，那么整个领域就显豁了。这是个巨大的但又是能被界定的领域；这个领域是由一整套陈述（口头的或书面的陈述）建构而成的，这些陈述通过它们作为事件的偏离和它们每个都专有的直接性而全部起着作用。在它被当作科学、小说、政治议论，或某作家的作品，甚或一本书得到讨论之前，应在其原初中性性质中加以把握的东西就是“话语一般”所构成的空间中事件的全部。于是就有了对话语事实进行纯粹描述的这种规划。显而易见，这种描述有别于语言分析。当然，只消运用那些陈述的全部，运用那些话语性行动，我们就能建构起一种语言体系（如果说我们不是以刻意人工的方式建构它的话）。进而这就成了一个根据某种具有典范价值的集合，根据使不同陈述的事件性构成成为可能的那些法则去进行界定的问题。即便一种语言早已消失，即便没人在言说着它，即便它只在零星的碎片之中得以重构，但它仍旧总是作为可能的陈述之条件的一种语言。它是规则的一套有限集合，正是这些规则为无限的表征颁定其有效性。相反，话语是仅已被表述出的那些陈述的永远有限且暂时性的集合。那些陈述可以多得不可计数；它们也许，就它们的驳杂繁多而言，超出了任何铭写的限度；但它们只是构成了一个有限的集合。当涉及一种话语行动时，语言分析所提出的问题总是：这一个陈述是根据何种规则而建构起来的，并且其他相似的陈述是根据何种规则被建构的？而话语描述则提出不同的问题：这一个陈述——而不是已经各就其位的其他陈述—— 究竟是怎么出现的？
与此相同，这种话语描述之所以有别于思想分析的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在这儿，某种思想体系也只能通过某有限的话语集合被建构起来。只能以如下方式去发现这种集合，我们要透过那些陈述本身对言说主体的意向，他的意识活动，他的意谓，甚至还有以与他意愿相左的方式在他所言之物中，在潜藏于其清晰表达内几难辨别的裂隙之处浮现的无意识模式加以辨认。不管怎么说，这就是对另一种话语的重构，这种话语揭示了从内部激活了能被听到的话语的那种几难察觉而无休止的喃喃细语，重现了浮现于已写下的字里行间并常常就挤在字里行间的那个纤细而不可见的文本。思想分析涉及思想所使用的话语的时候总是比喻性的。其问题总是：在已被说出的东西中可能意谓什么？而话语分析所指向的则是其他目的：它所注重的是把握处身于话语事件狭隘性和唯一性之中的那个陈述；测定它的存在条件，尽可能确定它的边界，确立它与其他陈述之间的关联—— 它在其中与其他陈述联系起来的那种关联，并说明它所排除的其他联结方式是什么。它并非是在显白的东西之下去竭力谛听其他话语的喃喃私语。必须证明话语何以不能是其他形式而只能是它所是，为什么它排除了其他话语，它作为众多话语中的一种并在与它们的关系之中为什么只占据了这个位置而不可能占据其他位置。话语分析的真正问题因而可以表述为：在被说出的东西中—— 而不是别处—— 显露于前台的固定存在是什么？可能有人会问，对一切公认的统一单位的这种质疑，固执地对非连续性的这种追求，如果其重点所在无非是让大量话语事件得以呈现，无非是搜集它们并保持其绝对的离散性，那么这种做法的最终目的何在？实际上，对纯粹既有的统一单位的系统清除，首先使之成为可能的就是让某陈述的唯一性即事件性重新回归该陈述。陈述不再被视为语言的一种介入，也不是其字面更深的意指过程的经验性偶然显现，它将在历史断裂的层面被观照；对之加以观照的努力是这样一种尝试，这种尝试的注意力聚焦的是该陈述所建构起来的切口，这种不可化约的—— 往往也是极其隐微的—— 呈现。一个陈述无论它是怎样的陈词滥调，无论它的推论看上去多么微不足道，无论它出现后多么迅速地被人遗忘，无论它在多大程度上不为人所理解或仅仅是人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对它进行曲解，它总是一个事件，不可能被语言或意指所穷尽的一个事件。一种奇特的事件，当然：因为，一方面，它是和一种写作行动或语言的联结联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它为自己在记忆的领域中或者在手稿、书籍和其他记录形式的物质性中打开了一种剩余存在；进而是因为，它和其他每个事件一样都是唯一的，但又向重复、改造和复活敞开着；最终因为，它既与创造了它的那些条件相联系，与它所引发的那些结果相联系，又在同时但却是在完全不同的模态之中与先在于它的和继它而起的那些陈述相联系。
然而形成陈述的事件所处的层面被从语言和思想中抽离出来，但却不是为了在其自身之中去把握它，仿佛它是独立的、孤立的和主权性的似的。相反，目的是要把握那些陈述，那些作为事件的并具有如此独特的特殊性的陈述，是以何种方式与在性质上非话语的其他实践—— 也许是技术的、实践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等等此类的实践—— 相联结的。在其纯粹性之中对话语事件在其中得以撒播开来的那个空间进行揭示，并不是要把这个空间确立在由虚无所穿过的裂隙之中；并不是要让它锁闭于自身之内；a fortiori[ 更加] 不是要将其向某种超验的东西开放；相反，这么做是要赢得对它与外在于它的其他系统之间的一系列关系进行描述的自由。这是些必须在话语领域内得到确认—— 在无法求助于一般语言形式或言说主体的个体意识的情况下得到确认—— 的关系。
对话语行动的这样一种描述方式的第三个优势是，它让它们摆脱了自己把自己呈现为自然而然的、直接而普遍的统一体的所有那些群集，从而使描述—— 此时，这种描述是通过一套必需的决断而进行的描述—— 另类统一体成为可能。如果诸条件被明确地确定了，那么，以正确地被描述的关系为依据，对那些不可能是新的且永远不可见的集合进行建构就是合法的。这些集合不可能是新的，因为它们总是由已被表达出的陈述组成的，而就是在这些陈述之间，就有若干特别固定的关系可以被辨认出来。但这些关系并不是通过这里所说的那些陈述自行被表达出来的（比如说，这些关系与那些清晰的关系不同，后者由话语自身—— 当其采取了小说形式时，或通过一系列数学定理而被铭写出来时—— 呈现和道出。）这些不可见的关系绝不构成由其内部激活着显白话语的某种秘密话语；它们构成的并非是让那些话语变得显白的一种阐释，而毋宁说构成了对它们的共生性、它们的连续性、它们的相互依赖性、它们的互相决定性、它们的独立性和相对转化的分析。总之（尽管它们不可能得到穷尽性的分析），它们构成了也许可以被称为无意识的东西，在这里且玩一下文字游戏，这个“ 无意识”，并非言说主体的“ 无意识”，而是已被说出的事物的“ 未被意识”—— 因为意识永远不可能在这种描述中在场。
最后，在所有这些研究的视野基础上应该托出一个范围更广的论题—— 那就是文化中话语事件的存在模式的论题。必将得出的东西是这样一套条件，这些条件，在一定时间内，在一定的社会中，决定着某些陈述的出现，决定着它们是否能得以为继，决定着它们之间所建立起来的联系，决定着它们在法定建制中得以被归类为某些群集的方式，决定着它们所起的作用，决定着对它们产生着影响的价值活动或仪式活动，决定着它们被转化为实践或态度的方式，决定着它们进入流通、被压抑、被遗忘、被破坏或被重新激活所依据的原则。总而言之，这是个处在其自身不断被体制化的系统内的话语的问题。我想起了档案（archives ）这个词，这不是指某种文明或使这种文明免于湮灭无闻的遗迹所保存下来的文本的总体，而是一系列规则，它们在文化中决定着某些陈述是出现还是消失，决定着它们的持存和它们的解体，决定着它们作为事件和事物的悖论性存在。在档案的一般要素中分析话语事实，就不能把这些话语事实看成是（某种隐蔽的意指过程或建构规则的）记录，而要把它们视为遗迹[对这个词做这种意义上的使用，我要感谢乔治.康吉莱姆。]；在档案的一般要素中分析话语事实——把所有地质学隐喻(44) 放在一边，不要指派任何起源，不要对某个archē [ 希腊文“ 基始”] 的开端做出丝毫暗示—— 就是去做词源学规则允许我们称之为考古学（archéologie ）的事情。
《疯癫与文明》《临床医学的诞生》和《词与物》的问题性多少就是这样的。所有这些文本都不是自治和自足的；就它们每个都只涉及有限领域的局部勘探而言，它们是相互依赖的。它们应该被理解为一套尚在基础草创阶段的描述性实验。然而，即便不必为它们在那么大的程度上保持着局部性并充满了裂隙而道歉，它们所遵从的那些选择也必须得到说明。因为，如果说话语事件的普遍领域根本不允许a priori[ 先验] 划定的话，那么，如下问题也不可能适用于它：具有档案特性的一切关系也许可以一揽子地被描述。然而，作为一个最基本的概算，某种暂时性的划定则必定是被允许的；这个最初的区域—— 分析将颠覆它并再次辨认它—— 总是能够限定一套关系集合的。如何划定这个区域？一方面，必须选定这样一个领地，在其中诸关系恰好是众多的、密集的，并且是相对易于辨识的。就其中包含的诸话语事件最紧密地相互联接—— 并且是在各种解译关系中相互联接—— 而言，还有什么区域能比得上一般被“ 科学”所指称的那个区域呢？但另一方面，除非投身于几乎未被形式化的话语群集之中—— 在那里，诸陈述并不依据纯粹句法而显现—— 又怎样能做到以最大的把握在一个陈述中准确捕捉到它的实存及其显现规则的契机，而不是其形式结构和构成法则的契机？最后，如何确定我们将不会沦为指涉着言说主体、话语主体、某文本的作者的所有那些非反思性的统一体或综合体—— 简言之，那些人类学范畴—— 的牺牲品呢？而若非细致地思考那些范畴由之而得以建构的陈述集合—— 陈述的这种集合已经把话语的主体[sujet] （ 它们各自专有的主题[sujet] ）当作了“ 对象”，已经把这个对象变成了一个认识领域—— 又如何可能确定我们不会沦为那些范畴的牺牲品呢？
进而就出现了这么一种特权，它de facto[ 事实上] 被授予了据说—— 这种说法非常笼统—— 被界定为“ 人文科学”的那套话语机制。然而这种特权仅仅是一个起点。我们一定要在心中牢记两个事实：话语事件分析和档案描述限于同一领地；对该领地本身的分解绝不是最终的也不是实在的。这只是第一步的概算，这个步骤只是让各种关系得以显露，并保留着擦除初步勾勒的边界的机会。现在，我实际上必须承认，我目前试图加以解释的这种描述计划本身就被我以一种原初步骤的方式试图对之进行分析的区域所困扰，并且这个计划又有着在那种分析效果之下被分解的危险。我正在对我本人的话语就紧缚其上的人文科学的奇特而又相当成问题的配置进行调查。我听任那个空间，那个把我话语的最初标记向我展露的空间，向分解和重组开放。我试图消解这个空间的可见坐标并动摇它的表面的流动性。因而，我处在这样的危险之中：在我决断的每一刻，在我的每个决断作出之后，都有可能冒出凭什么做出此决断的这样的疑问，因为我所说的每句话都有着让我从道说此话的位置上偏离的效果。所以尽管我—— 希望从这样一种高度并且从如此之远的距离对其他话语进行描述的我—— 说我相信自己与那些其他的话语都在相同的位置上一直在言说着，就凭这一点或许便已经对我凭什么能断定我可以言说的那个问题作出了回应，可我现在还必须承认，我再也不可能在这个位置上—— 它也是我证明其他话语在其上言说的位置—— 言说而不说明这个位置本身，但我的说明也只能是从我自己的话语已经置身于其觉醒之中的那种差异、那种无穷小的非连续性出发所做的说明。
话语的配置和话语的实效范畴
因而我所从事的是对诸陈述的共在关系的描述。我不紧盯着那些自命的、或由传统给予我的统一体中的任何一种—— 无论它是作者的作品，是时代的连续性，还是科学的进展。我不会超出与我自己的话语密切相关—— 也的确与某个连贯系统密切相关，前提条件是当我要设法描述它们之间的关系系统时—— 的那些事件之在场。
首先，在我看来，某些陈述就它们指向同一个对象而言应当可以组成一套系统。但毕竟涉及同一对象，比方说，涉及疯狂的诸陈述并不在同一个层面（它们绝非同样地都服从于科学陈述所必备的标准）：它们并不同样地都属于同一个语义领域（ 有些来自医学语义，一些来自管理学语义，而另一些则使用着文学语汇），但是它们却同样地都关涉着那个可以被指定为疯狂但却是以不同方式在个体经验或社会经验中被划定的对象的。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围绕该对象形成的这个统一体却并不允许这一套陈述各自为政，也不会允许在这些陈述之间建立起描述性的、固定的关系。其原因有两条。第一，尽管可以把一套陈述归属于某种关系，但这个对象却绝不在这个关系之中，它毋宁说是由那些陈述的表述活动建构起来的；在“ 心理疾病”中寻找精神病理学或精神病学的话语统一体是错误的做法；探寻这种疾病的真正本质，仅在它之上探寻它背后隐藏的内容、它的真相、它的沉默和自我封闭，探寻在任何特定阶段都能当作这种心理疾病而被谈论的所有现象，当然都是错误的做法：相反，心理疾病总是被一套陈述集合的表述机制建构起来的，这些陈述都命名着这种疾病，划定了它的轮廓，描述并解释着它，说明了它的各种发展现象，标明了它形形色色的相关现象，并最终允许它通过使各个将被视为它的语言的话语在它的名下得到联结的方式而言说。还有一个原因：指涉疯狂并且实际地构成着它的陈述集合绝不指涉着某个唯一对象，该集合构成对象的方式不是一劳永逸的，也不可能把这个对象以同一性方式保藏为该集合的永不枯竭的理想性视域。17 世纪或18 世纪由医学陈述呈现出来的这个对象并不等同于通过法律判决或警方措施而获得其形式的这个对象。所以，从菲利普.皮内尔或艾蒂安.埃斯基罗尔到尤根.布洛拉[菲利普.皮奈尔（Phillipe Pinel，1745— 1826），法国精神病医生；艾蒂安.埃斯基罗尔（Etienne Esquirol，1772—1840），皮奈尔的继承者，是第一批把统计方法用于精神病临床研究的学者之一；尤根.布洛拉（Eugen Bleuler，1857— 1939）瑞士精神病学家，首次提出了“精神分裂症” 概念。——译注] 所建构的精神病理学话语中的各种对象也都是不同的。同一种疾病对前者和后者来说都不是一个问题—— 因为认知规则和描述技术都发生了变化，因为对疯狂的指认及其一般的分配方式并不适用于同一个标准，并且因为医学话语的功能和作用，它所认可的并且是它被投入其中的那些实践，以及它置放病人的距离，都深刻地发生了改变。
我们大家可以——也许是必须——就对象的这种多元性作出结论：再也不可能将“指涉着疯狂的话语”界定为将会以实在方式使陈述集合得以构成的一种统一体。也许有必要让我们只关注于那些有着同一个对象—— 比如抑郁症的话语，或神经症的话语—— 的群集。但我们很快就会意识到，每种话语，就其自身而言，又建构着它自己的对象，并且把这个建构对象的过程推进到完全改变这一对象的极点。进而甚至出现了这样一个难题：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某话语的统一体并非是由对象的永恒性和独特性所造就的，而是由众多对象显露于其中的并持续地在其中得到改造的共有空间所造就的。指涉疯狂的诸陈述所构成的某个一般统一体由于内含着特征性关系而能够获得其个性，这种特征性关系就是在它之中得到命名、描述、分析、赋值或判断的不同对象同时出现或相继出现的规则；是这些对象的排除或相互蕴含的法则；是支配着它们之改造的系统。相关于疯狂的诸话语的统一体并不建立在“ 疯狂”这个对象的实存的基础之上，也不是建立在对某个对象性的唯一范围的建构基础之上；它是一系列规则，正是这些规则，在一定时期，使（ 有着各自对象的）医学描述的出现，（有着它们独特对象的）一系列辨别方式和压抑方式的出现，以及（ 有着它们特有对象的）处方或医学治疗中被规范化的一系列实践的出现成为可能。因而它是这样一套法则，它所涉及的是对象与自身的非同步性、它的永恒的差异、它的偏移和离散性，而非那种自在于其同一性之中的对象。这些规则的某种模式高踞于有关疯狂的话语的统一体之上并支配着它，这种规则模式也限定了那些差异的对象的改造方式、它们在时间中的非同一性、通过它们而产生出的断裂，以及勾销了它们永恒性的内在非连续性。悖论的是，对一套陈述的特性所进行的规定，却不必求助于对其对象的特殊化，不必确定其同一性，也不必描述它永远保持的特性；相反，要做的却是，描述这些对象的离散性，洞悉一切使它们分离的裂隙，测量在它们之间起支配作用的距离—— 换言之，弄清它们的分布法则。我不会把这分布法则称为这些对象构成的“ 版图”体系（ 因为这个词暗示了统一体、封闭体、毗邻，而不是弥散和离散）。我将多少有些武断地称之为“ 指涉”；我要说，比如，“ 疯狂”并非某陈述群集所共有的对象（ 或所指），而毋宁说，它是由陈述集合调动起来的不同对象或所指间的指涉或它们的离散法则，而此陈述集合又是由这一法则所明确限定的。
用来解释话语装置的第二个准则是惯用的展现类型。在我看来，比如说，19 世纪初期，医学科学的典型特征与其说是被其对象或概念（ 前者一直保留了下来，而后者在晚些时候却得到了彻底的改造）不如说是由某种风格，由某种固定的展现形式所决定的：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种描述性科学是怎么变为现实的。医学第一次不再由一套惯例、一套观察方法，一套驳杂的秘方组成，而是由知识的实体组成。这种知识认为，对待同一类事物只有一种观看方式，对这个固定领域只有一种测绘方式，只有一种以可见的身体空间为依据的病理学现象分析方式，只有一种将所见转译为所说的制度（一种词汇，一套隐喻）。简言之，医学似乎被形式化成了一系列的描述性陈述。但也是在这里，抛弃这一最初的假设已被证明是非常必要的。我必须承认，临床医学同样也是一套政治规定、经济决定、制度决策和教育模式，就像它是一套描述一样；而且，无论如何都必须说，后者不可能从前者抽离出来，描述性展现仅仅是作为整体的临床医学话语中呈现的各种表述中的一种。必须意识到，这种描述从未停止过变换场所：无论是因为从札维尔.比夏（Xavier Bichat）[札维尔.比夏（Xavier Bichat，1771— 1802），法国医生，著有《普通解剖学》。——译注] 的时代到细胞病理学的时代—— 这时同一些事物已经不再描述性的了；还是因为从望闻问切到显微镜和生物测试的使用—— 这时信息系统已经发生了变化；还是因为从简单的解剖临床医学相关性到生理病理机制的细微分析—— 这时症状及其解译的词汇库已经被彻底重构了；最后，还是因为医生渐渐地停止了他充当记录和阐释的承担者的功能——这时，在他近旁，在他之外，大量档案、相关工具以及分析技术被建构起来，他当然必须利用这些东西，但这些东西也彻底改变了他曾经相对于病人的监控主体的位置。
所有这些改变—— 它们或许让今天的我们远离了临床医学—— 在19 世纪的进程中，缓慢地在临床医学话语的内部、在它所勾勒出来的空间中得到落实。要是我们想通过一套被编码的展现形式（比方说，对一定数量的某些特定的，被医生的眼睛、耳朵和指头所审查的体表部分的描述；对描述性单位和病灶症状的辨认；对这些病灶症状可能的意指关系的评估；对症治疗的处方开具方式，等等）来确定临床医学话语，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临床医学刚刚出现便告消失，若不通过比夏和勒内·雷内克[Rene Laennec（1781— 1826）法国医生，听诊器的发明者。——译注]，临床医学话语就根本无法得到表述。实际上，临床话语统一体并非一种确定的陈述形式，而是这样一套规则，它们不仅使纯粹感觉性的描述也使以工具为中介的观察的同时或相继出现成为可能，而且也使实验室试验规程、统计学计算、流行病学或人口统计学观察、制度性规定和政治决策的同时或相继出现成为可能。这个整体装置并不属于一种唯一的线性串联模型。毋宁说，这里的关键是，这一组不同的展现绝不可能遵循相同的形式规则，它们绝不可能有着相同的证明需要，它们与真理并不保持固定的关系，它们也不可能有着相同的运作功能。可以判定为临床医学典型特征的是那些离散的、异质的陈述的共在关系；这种体系支配着诸陈述的分布，支配着它们的相互支撑关系，支配着它们所经历的改造，支配着它们的出现、位置和移置模式。可以允许某种话语在医学中的出现与医学中支配性展现类型的成型之间建立起一种暂时性的同步关系。但后者绝对没有构成性的或规范性的作用。紧接着这个同步现象，并围绕这个同步现象，一组不同的展现形式得以展开；正是这个展开过程的一般程序构成了临床话语及其特性。异质性的，并且不可能整合为单一句法链条的这些陈述的配置规则，就是我称之为展现性偏离（l’écart énonciatif）的东西。我要说的是，临床医学，作为特殊化了的一种话语装置，其特征就在于支配着其陈述的多样性的这种偏离或离散法则。
能借以证实陈述的一元群集的第三个准则是一系列明显的、且具有内在连贯性的概念的存在。也许可以假定，比如说，从朗斯洛[Claude Lancelot（1615— 1695），法国“保尔– 罗瓦雅尔学派”语言学家，与安东尼.阿尔诺（Antoine Arnauld）合著《普遍唯理语法》。——译注] 时代直到18 世纪末所形成的语言分析和与事实分析，都取决于一定数量的概念，而这些概念的内容和用法都是一劳永逸地确定下来的：被规定为每个句子的普遍而规范的形式的判断概念，被一起归并到更普遍的名词范畴中的主语与表语概念，被界定为逻辑系辞对等物的动词概念，被规定为表述记号的词语概念，等等。这样，我们就可以重建古典主义语法的概念建筑术了。但也是在这里又立即出现了一些局限。我们几乎不可能用这些基本要素来对波尔– 罗瓦雅尔学派作家们做出的分析进行描述。我们不得不承认出现了一些新概念，其中一些是从我已列举出来那些概念中演化而来的，而另一些则是异质的，还有一些则完全与那些旧概念不相容。自然语序或颠倒语序的概念，（18 世纪由博泽[Nicolas Beauzée(1717— 1789），法国语法学家，著有《普遍语法，或作为研究一切语言之必备基础的语言原理理论说明》。——译注] 引入的）补语概念，无疑可以整合到保尔– 罗瓦雅尔的语法概念体系当中。但是，无论是声音原初地表现着价值的观点，还是词语内含原始知识并通过词语隐秘地传达着这种知识的观点，还是辅音历史进化规律性的观点，都不能从18 世纪语法学家所使用的概念丛当中推导出来。更有甚者，动词仅仅只是用来指示某动作或运作的名字这种观念，还有这样一种观念，即句子不再被界定为一种属性命题，而被界定为一系列指定性元素，它们的集合能够生成表述—— 所有这些都与可通过的克洛德.朗塞洛和尼古拉.博泽的概念集合彻底格格不入。难道我们一定要承认，语法仅仅只在表面上构成了一种连贯的体系，而由陈述、分析、描述、原则和结果，以及推论所构成的这种装置尽管在此连贯体系的名下存活了一个多世纪但毕竟是一个虚假的统一体？
实际上，可以在所有这些或多或少异质的古典语法的概念背后勾勒出一个系统，这个系统解释的不是它们的出现，而是它们的离散，而且最终是它们的不相容性。构成这个系统的不是什么比呈现在表面并公开得到运用的那些概念更普遍和抽象的概念；而是诸概念配置规则的组织。这种组织本身分成四个子类。其中的一类专门负责支配这样一些概念，它们使得对作为单元—— 在该单元中元素（ 词）不仅是并列的而且是相互关联的—— 的句子的分析和描述成为可能。规则的这类组织可以被称为归属理论；这个理论不发生改变，它可以为系动词，或名字专用的动名词，或将各个表现元素联结在一起的动词纽带留出一个位置。还有一类组织专门负责支配这样一些概念，它们使对句子中的不同意指元素与这些记号所表述的不同所指元素之间的关系进行描述成为可能。这种组织就是联结理论，它通过自身的特殊统一性对各种不同概念—— 比如作为思想分析结果的词语概念与作为使这类分析成为可能的工具的词语概念—— 之间进行说明。指认理论支配概念的出现，这概念不仅是武断的、约定俗成的记号那类概念，而且也包括自发和自然的记号概念—— 那些自发和自然的记号充满了表现价值（ 因而，这类记号概念也使得重新采用语言活动解释人性生成的现实性和理想性成为可能）。最后是偏离理论，它负责对一系列离散的和异质的观念的配置构成进行解释；它负责生成这些观念：语言稳固性仅仅在外在偶然事件的促发下才发生明显的变化的观念；语言发展与人类个体的理解能力、反思能力和意识能力发展之间的历史联系的观念；语言形式与书写形式、认识形式、科学形式、社会组织形式，以及最后还有历史进程形式之间的循环决定的观念；诗艺不仅应被理解为词汇和语法的特殊使用方式，而且也应被理解为语言在人类想象空间—— 就其性质而言，这个空间也就是隐喻空间—— 中变换的自发运动的结果。作为概念的四种配置图式的这四个“ 理论”在它们之间有着描述性关系：它们互为前提，它们两两相对；它们从对方中推论出自身，并且在详尽论述它们的逻辑推论的过程中，使得各个话语在同一个模式中联接在一起，尽管这些话语既非可统一的，也非可重叠的。它们构成了一个可以被称为理论网络的架构。不能认为这个术语指的是一组概念，它们能对其他概念重新归类，并让其他概念在一个演绎建筑术的统一体之中进行移置，毋宁说这个术语指诸概念之离散性、异质性、不兼容性（这些属性是同时的或相继的）的一种法则—— 它们不可化约的多元性的规则。
要在普遍语法中区分出可单独对待的一组陈述，必须满足这样一个条件，即此组陈述中出现的概念都是相互联结、相互交叉、相互指涉并前后相继的，它们隐藏并分布在这组陈述之中，是被完全同一个理论网络配置起来的。
最后，我们也许要试着依据诸观念的同一性而建构起一些话语单元。“ 人文科学”注定要成为争论的战场，它向各种偏好和旨趣的表演敞开着，哲学和伦理主题易于渗入其中，在某种程度上容易被政治利用，而且也与某些宗教教条相亲和，其程度如此之大，以至于可以首先完全合法地认定其中存在一种特定主题的东西，它可以绑定一些话语使之成为一组，可以让这组话语实现平衡，就像是有着自身需要、自身内在力量和生存能力的一种生物一样。我们难道不能将自布丰至达尔文以来的各进化论主题建构为一个单位吗？首先，这种主题与其说是科学的不如说是政治的，它更接近宇宙学，而不是生物学；该主题是从远处而不是从某个已命名的、已重组的、已被解释的结果来指导研究的；这个主题永远是以我们所不知道的事物为前提的，而且在这个根本性的主题选择的基础之上，把曾被列为假设或必然性的东西有力地转变为话语知识。我们难道不能以同样方式谈论重农主义思想吗？重农主义思想假定了三项地租的自然特征，而这些特征是超出了任何证明，并且是在分析之前得出的；这种思想进而还假设出农业资产政治和经济的至上论；它排除了对工业生产机制的任何分析；另一方面它又以暗示的方式勾勒出对货币的国内流通和货币在各个不同社会阶层中的分配的描述，以及对货币回到生产上来的各个渠道的描述；这种观点最终致使李嘉图探讨这三项地租不会出现的各种情况，探讨三项地租借以形成的条件，因而使他发现了重农主义主题的任意性。
然而，这样的设想又让我们形成了两种相对而又互补的观察。就一种观察而言，同样的主题选择可在两套截然不同的概念、两种截然不同的分析类型、两个截然不同的对象范围的基础之上联结在一起：进化论思想，就其最普遍的表述方式而言，它在贝努瓦.德.马耶（Benoit de Maillet ）那里，在波尔多（Bordeau ）那里，以及在狄德罗和达尔文那里是完全一样的；但事实上，在上述任何一个例子里使进化论观念成为可能的和连贯的，都不是同样的东西。在18 世纪，进化论观点作为一种主题选择，其共同基础是两种可能性：一方面人们同意物种的共同祖先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前定的连续体，这个连续体只有在自然灾害的作用下，只有在地球的巨变历史中，只有在外在时间的动荡（就此而言，这就是制造非连续性、否定进化论的那种时间）作用下才可能被中断或变得四分五裂；另一方面则认为，时间生成了连续性，生成了迫使物种获得有别于它们祖先的特性的自然变化—— 以至于物种的连续图表就像是博物学家眼中时间地层的裸露矿脉。在19 世纪，进化论是这样一种主题选择，它很少涉及物种的连续图表的构成，而更多地涉及生物—— 其组成各部分都是连贯的—— 与为其提供实际生活条件的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模式。同一种思想，但却基于两种选择系统。
另一方面，就对重农主义的观察来说，我们可以说，魁奈的主题选择所依据的概念系统与那些可称为“ 功利主义者”所支持的相反观点的概念系统竟然是同样的。在这个时期，财产分析包含了被普遍接受但又相对略有限制的一套观念（ 人们以同一种方式定义货币，将货币定义为没有一点价值的纯粹记号，其价值仅存在于该记号所表现的实际必要物质性之中；人们以同一种方式解释价格，这种解释的基础便是物物交换与生产货物的必要劳动量的机制；人们以同一种方式界定一定劳动的价值，将其界定为一个工人及其家庭的维生费用以及使工作得以完成所需费用的总和）。但是以这同一个概念系统为依据，却出现了两种解释价值构成的方式，这两种解释的差异取决于其分析是以交换为基础的，还是以工作日报酬为基础的。被铭写在经济学理论及其概念系统中的这两种可能性在相同的要素基础上却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因而若依观点的不同而去寻找某话语的独立化原则是非常错误的。比如说吧，使自然史之统一性得到界定的并非是像进化之类的一些观念的持久性；在18 世纪使经济学话语之统一性得到界定的并非是重农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之间的、地产所有者和工商业支持者之间的冲突。使一种话语得以区分出来并为之赋予独立存在的，正是诸选择点构成的那个系统，这个系统为话语提供了一定对象的区域，为它确定了明确的展现规模；为它提供了一系列在内容和用途上得到界定的概念。因而，在理论选择中找出某话语的一般配置及其历史同一性的形式是不充分的；因为，相似的选项可见于两种不同的话语之中，而同一种话语也可引发好几个不同的选项。选项历久而持存的持续性，以及它们冲突的辩证法都不足以区分出一套陈述的独立性。要区分出这种独立性，我们一定要弄清诸选择点的分布，并确定每个选项背后的那个策略可能性的领域。如果说重农主义者的分析乃是与功利主义者分析所共有的话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也绝不是因为他们生活在相同的时代里，绝不是因为他们在同一个社会里相照面，绝不是因为他们的旨趣都集中于同类的经济现象，而是因为他们的两种选项是完全同一种选择点的分布所决定的，是在完全同一种策略领域中做出的。这个领域不是所有冲突元素的总和，它也不是晦暗不明的、自相纷争的、以其组成部分中的任何一个的名义而拒不承认自身的统一体；它是所有可能选项之配置和离散的法则。
总结一下。我们自此有了四个标准，使我们也可以辨认话语单位，它们绝不是那些传统单位（无论是“文本”还是“科学著作”，无论话语的领地或形式是什么；无论它所使用的概念以及它所表现出的选择是什么）。这四个标准不仅并非是水火不容的，它们还相互依赖：第一个标准从一话语所有对象的配置规则方面限定该话语；第二个标准从它的所有句法类型的配置规则方面限定它；第三个标准从它所有的语义要素的配置规则方面限定它；而第四个标准则从它的所有运作可能性的配置规则方面限定它。话语的所有方面都被覆盖了。如果能够——在一个陈述群集中——标明并描述出了一种指涉，一种展现性偏离的类型，一个理论网络，一个策略可能性的领域，那么我们就可以确定，它们就属于可被称为一种话语之配置的东西。这种配置使陈述— 事件形成为一个整体。显而易见，无论是在其标准方面，在其界限方面，还是在其内在关系方面，它都与诸陈述被约定俗成地划归其中的那些传统、可见的统一体没有丝毫重叠。它让此前还处于黑暗之中并从未被在话语表层得到转译的那些现象得到了澄清。但它揭示的又不是一个秘密，不是有着潜藏意义的那种统一体，也非普遍的和独一无二的形式；它是差异和离散的一种控制管理系统。这个四层结构的系统，支配着话语的构成，并必将使话语中的各种离散、裂隙、距离—— 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空白，而不是话语的整个表面—— 而非话语中的共有因素得到解释，这个系统就是我所说的话语的实效范畴。
知识首要的问题不是匆忙地接受各种综合体形式，而是要确定能被合法地安置在陈述—事件这类非比例化的领地中的统一体。我试图对这样的一个问题作出解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可以是经验性的（和通过具体的探索而表达出来的），也可以是批判性的（ 当它涉及我由以提出该问题的位置，涉及使该问题得到定位的区域，涉及我能确信我言说时所凭借的自发统一体的时候）。进而才有了对话语领地的探索。这个领地上就矗立着，或据信矗立着一种关于生活、言说和劳作着的人的“ 科学的”认识。经过这类探索，我们已经揭示了我称之为“ 话语配置”的那些陈述组以及对这些陈述组加以解释的被称为“ 实效范畴”的系统。我没有直截了当地勾勒出人文“ 科学”的历史吗—— 或者说，只要你愿意换个说法也行，我没有勾勒出其积累尚未准备好以构成一种科学的那种不确切的知识的历史吗？我难道仍然执著于它们表面的分界，难道仍然执著于它们自命为自己构成的那个体系吗？我还没有就这些模式—— 还不能断言它们配享科学之名—— 形成一种批判的认识论吗？
实际上，我已经区分或描述出来的那些话语配置，并不与这些科学（或半科学）的定界相吻合。无疑，我的确开启了我对疯狂史的探究，而所谓疯狂就是以某种自称为精神病理学（ 有些人可以认为它有各种权利自称为科学）的话语的在场性存在为基础的疯狂；无疑，我进行过某种分析，分析对象是在17 世纪和18 世纪以某种经济学和语言学为依据（ 有些人也可以很好地证明它们的科学严格性）而能够谈论财富、货币、交换、语言符号和词语的运作机制的那些学科。但是，那些实效范畴，也就在分析的结尾，在由之而实现了自身归类联接的那些话语配置的结尾将得出的那些实效范畴，并不覆盖着与这些学科相同的空间；那些实效范畴的联结方式与这些学科的联结方式也并不相同；更进一步说，它们与可以被视为我所研究的那个时期里的某种科学或话语的某种自发形式的学科并无叠加关系。因此，《疯狂与文明》之中所分析的实效范畴系统并没有以排他性的方式或被赋予了特权的方式说明那个时代医生们就心理疾病所能说出来的东西；毋宁说，这个系统限定了指涉，限定了展现规模，限定了理论网络，限定了那些选择点，进而使医学话语、机构控制、管理手段、文学表达和哲学表述的特定离散状态成为可能。这种分析所解释和描述的话语配置远远超出了精神病理学史前史或这个概念的起源的史前史能够给出解释的范围。
在《词与物》中，情况完全颠倒了过来。描述所获得的实效范畴所析出的那些话语配置比第一个场合所划分出的科学领地要更为狭窄。自然史的体系当然可拿来解释有关生物间的相似与差异、物种和基因构成、图表一般空间上的分布关系的一定数量的陈述；但自然史的体系却并不支配着对生物不自主运动的那种分析，也不支配着物种理论，更不支配着对生物生长的化学解释。而这种话语配置的存在、自治、内在连贯性和界限，作为理由之一，可以说明一般生命科学理论何以不会出现在古典时代。同样，支配着同一时代的财富分析的实效范畴，也不会决定有关交换、商业交易和价格的每种陈述：其实效范畴排除了直到很久之后才会进入经济学领域的那种“ 政治算术”，那时，一种新的实效范畴系统已经使得配套的话语进入经济分析成为可能和必要的事情。普遍语法也不能为古典时代有关语言的一切可能的说法提供解释（ 无论这种说法是来自宗教文本的诠释者，来自哲学家，还是写作文学作品的空想家）。无论这三种情况中的哪一种，都无关于揭示人们在生物学，经济学和语言学缓慢而隐秘建构自身的那个时期对语言，财富和生命都想了些什么；都无关于找出与概念纠缠在一起并妨害了概念的表达的那些错误、偏见、混淆，甚或幻觉；也无关于对科学—— 或至少是自命科学的某学科—— 为了在如此不纯的基地上建构自身而必须付出的断裂和压抑的代价所进行的认识。相反，这三种情况都说明了“ 不纯性”系统的呈现—— 由于词语在这种分析中可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毋宁说，它们都解释了一定数量的陈述的共时性出现，这一组陈述的科学性水平、形式和精细程度在我们的回顾式考察中也许是显得相当异质的。
《临床医学的诞生》所分析的话语配置则代表了第三种情况。它要比医学话语宽泛得多，这里所说的医学话语应在该词的严格意义上来理解（关于疾病、疾病形式、疾病的测定以及治疗方式的科学理论）：它包含了一整套政治思考，改良规划，立法措施，管理手段，和伦理方面的考虑；尽管，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它不包括在所研究的这段时期内就人体、其运作机制、其与解剖生理学的对应关系所可能认识到的一切，就身体中会发生的种种紊乱所可能认识到的一切。临床医学话语统一体绝不是某种科学的统一体或试图确证其科学地位的一套知识的统一体。它是复杂的统一体：我们借以能够—— 或自认为可以—— 将一种科学区别于另一种科学（ 比如，将生理学区别于病理学），将一种更发达的科学区别于并不那么发达的科学（ 比如将生物化学区别于神经病学），将一种真正的科学话语（比如内分泌学）区别于单纯的经验解释（ 比如符号学），将一种真正的科学（ 比如微生物学）区别于非科学性的科学（ 比如骨相学）的那些标准，对它则是不适用的。临床医学既不建构假的科学，也不建构真的科学，尽管我们以当今标准衡量可以认为自己有权判定此话语中一定数量的陈述为真，而判定其中另一些陈述为假。临床医学话语是一个展现性整体，它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既是描述性的，优势制度性的，既是分析的，又是规定的，这个整体既是由各种推论又是由各种决断，既是由各种主张又是由各种等级所组成的。
那些话语配置既不是目前酝酿中的科学，也不是由于我们标准的新条件出现而告废弃或遭遗弃的以往公认的那些科学。它们作为一些统一体是与今天所谓的（或曾经所谓的）“ 科学”的种类完全不同的，二者也根本不在同一个层面。科学和非科学之间的区分，对说明这些话语配置的特性来说，是无济于事的：它们在认识论上都是中性的。就担保着一元化分类的那些实效范畴系统而言，它们既不是合理化结构，也不是合理化与非理性限制条件之间的力量、平衡、对抗或辩证法；合理及其反面之间的区分在区分这些统一体的过程中是无济于事的；这些统一体并非可理解性的法则，而是被投入习俗、技术、集体和个体行为、政治操作、科学活动、文学虚构和理论思辨之中的对象、表述类型、概念、理论选项的整套配置法则。这个因而是通过实效范畴系统而得以成形并且在某种话语配置的统一体之中得以呈现的配置机制，才是能被称为知识的东西。知识不是科学认识的总和，因为在任何时候判断后者是真是假、是精确还是不精确、是近似的还是确定的、是矛盾的还是连贯的，都总是可能的；所有这些区分对划分知识来说都是无济于事的，知识乃是通过实效范畴—— 这个实效范畴与一元化话语配置的某个领域中的实效范畴完全一致—— 而被建构起来的一套元素（ 对象、表述类型、概念和理论选择）。
我们现在接触到了一个复杂的模式。它可以并且必须既被分析为诸陈述的一种配置（当着眼点为作为该配置组成部分的话语事件的总量的时候）；也被分析为一种实效范畴（ 当着眼点为对在陈述中起着作用的那些对象、表述类型、概念和选项具有支配作用的系统的时候）；也被分析为一种知识（当着眼点为实际被投入到某科学、某技术方式、某制度、某虚构性叙事、某法律和政治实践等等领域当中的那些对象、表述类型、概念和选项的时候）。知识不能从各类知识的角度得到分析；而实效范畴也不能从合理性角度得到分析。我们不能提出这样的要求，即对它们的描述应该等同于知识的历史、理性的起源或某种科学的认识论。
但无论如何仍旧确定的是，在（有着其合理化结构的，并且形成了它们知识的总体的）各类科学和（ 有着它们的实效范畴系统和知识领域的）各种话语配置之间区分出一定数量的关系，还是可能的。因为仍旧正确的是，存在着唯一的形式标准可以判定某种科学的科学性，也就是说，可以判定使之可能成为科学的那些条件；但是，这些条件却无法解释它的实际存在，即它的历史出现、事件、插曲、障碍、预期、延宕以及深刻地决定着它的实际命运的那些促进因素。如果说——比方说吧——必须等到18 世纪末，生命概念才成为了生物分析中的基础性概念，如果说拉丁语与梵语之间的相似性有目共睹的事实在弗朗茨.葆朴[Franz Bopp（1791— 1867），德国语言学家，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创立者之一，代表著作有《梵语语法》《梵语词汇表》和《梵语、古波斯语、希腊语、拉丁语、立陶宛语、哥特语和德语的比较语法》。——译注] 之前却没有能促生比较历史语法学，或再如果说肠道病变的事实在“ 发热”病中得到了确证但在19 世纪初却不可能促生一种解剖病理学，那么这些现象的原因既不能在一般生物学或语法科学或医学科学的认识论结构当中去寻找，更不能在如此长久地支配着人们的盲视的那些错误之中去寻找。相反，其原因存在于知识形态学之中，存在于实效范畴的系统之中，存在于话语配置的内在构成之中。此外，恰恰是在知识这个要素之中，一种科学—— 或至少是要求并宣称其科学性模式的一种话语集合—— 出现的诸条件才得到了决定。即使，到了19 世纪初，我们正真看到了以政治经济学名义，以给予自己科学性符号并利用了一定数量的形式法则的一种话语的名义而出现的那种配置；即使，大致同一个时期，一定的话语在医学话语、临床医学的话语、符号学的话语的模型基础上被组织起来，从而被建构为精神病理学，这些“ 科学”的原因也不能被回溯性地要求—— 既不能要求原因出于它们之间的实际平衡，也不能要求原因出于被推定是它们的目标的某种理念。更不能要求原因出于某种合理化规划—— 这种规划在当时出现在人们的心灵当中，但却还不能全盘控制这些话语以独特性方式所保持的东西。对这些出现条件的分析必须在知识的领域中—— 在话语集合的层面，在诸实效范畴间的作用层面—— 做出。
在一种科学的“ 可能性条件”这个一般性提法之下，我们一定要区别两个形态截然不同的系统。第一种系统将科学诸条件限定为一门科学，它涉及这门科学的对象领地，涉及这门科学所使用的语言类型，它涉及这门科学所掌握的或正寻求建立的那些概念；它限定了一种陈述要归属于科学所必备的形式法则和符号法则；它经由两方面而被制度化，一方面是它所涉及的科学—— 只要它形成了自己的规范，另一方面，是通过其他科学—— 只要它能让其他科学充当自己的形式化模型；不管怎么说，科学性条件是内在于科学话语一般之中的，除此之外就再也没什么可以限定它；另一个系统涉及有其历史实在的那种科学的可能性。这一系统独立于于前一系统，两个系统不可能重叠。后一个系统是通过诸这样一些话语丛的领域而建构的，它们与它们所构成的那些科学在地位、单元、组织以及运作方式方面毫无共同之处。这些话语丛不能被视为伪科学、古代论题以及非理性比喻组成的狂想曲—— 科学已经在自己的主权范围内明确地把这种狂想曲投入到了史前史的沉沉黑夜之中。这些话语丛也不能被视为仍然在混乱中摸索着它们的前路的、在萌芽期的半梦半醒之间浑浑噩噩的未来科学之雏形。最后，这些话语丛也不应该被设想为那些所谓的错误、半科学、伪科学、人文科学最易沉浸其中的那种认识论体系。实际上，这个系统涉及有着自己的一贯性、配置法则和自动适配法则的那些模式。对话语配置、实效范畴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知识进行分析，并不是指认科学性形式，而毋宁说是穷尽式地遍览历史实在决定的这个领域，只有这个领域才能对话语的出现、持存、改造，以及最后消失进行解释—— 这些话语中有一些在今天仍被认为是科学的，有一些则已失去了它们原有的科学地位，有一些永远没能争取来这种地位，而还有一些则根本没有试图争取过科学地位。
几点说明
在知识这个要素中对话语配置及其实效范畴系统所进行的分析涉及的就是话语事件的某些决定作用。这里的问题不可能是建构一种一元化学科，取代其他所有话语描述，并使它们en bloc[ 全部] 失效。毋宁说，关键在于让完全不同的、但总是熟悉的、长期以来已经被运用着的那种分析类型发挥作用；确定那些话语描述运作及其效能的层面；限定话语描述的适用点，并避免它们所引发的那些幻想。使作为特殊维度的知识维度得以成立，并不代表拒绝对科学做各种分析，而是意味着尽可能广阔地展开使这些分析能居于其中的空间。首先，就是要让起着对称而颠倒的还原作用的两种推断模式—— 认识论推断和发生学推断—— 获得解脱。
认识论推断不能混同于对决定着某科学话语之特征的形式结构所进行的（总是合法的和可能的）分析。但这的确意味着，这些结构足以为某科学决定其出现和展开的历史法则。发生学推断不能混同于对语境—— 无论是话语语境、技术语境、经济语境，还是制度语境—— 所进行的（总是合法的和可能的）描述。但这的确意味着，某科学的内在组织方式及其形式规范可以依据其外在条件得到描述。在一种情况下，科学被赋予解释自身历史实在性的责任；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则必须用历史决定因素来对某种科学性进行说明。但这么做忽视了一个事实，即某科学在其中出现并展开的地方，既非以目的论因果顺序而被分配开来的这种科学本身，也非一整套无声的实践或外在的决定因素，而是有着一整套关系横穿于其中的知识的领域。那种错误理解，实际上，能够最终靠被授予两种类型的科学的特权而得到澄清—— 这两类科学被当作普遍模型，尽管它们只是两种极限情况。事实上，有这么一类科学，它们的历史发展的每个插曲，都被再次吸纳入它们的演绎体系内部；它们的历史实际上可以被描述为横向扩展的运动，进而可以被描述为在更高层面上的重复和归纳，从而每个阶段都表现为某个特殊区域、某种特定程度的形式化；顺序不复存在，从而凸显了不可能形成前后顺序的那些亲和点；日期也被抹除，为的是揭示不考虑任何时间表的那些共时现象。显然，这就是数学当中发生的情况，数学当中，被约瑟夫.路易斯.拉格朗日、尼尔斯.亨利克.阿贝尔、艾瓦里斯特.伽罗华[约瑟夫.路易斯.拉格朗日（Joseph-Louis Lagrange，1735— 1813）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著有《解析函数论》和《解析力学》等著作。尼尔斯.亨利克.阿贝尔（Niels Henrik Abel， 1802— 1829），挪威数学家，近代数学发展的先驱。艾瓦里斯特.伽罗华（Evariste Galois， 1811— 1832），法国数学家，著有《置换与代数方程论》。——译注] 所概括的那个领域里的特殊区域却是由笛卡儿代数所限定的；在数学当中，希腊的穷举法似乎又可以和定积分的算法相类比。另一方面，还有这么一些科学，它们在时间之中通过对自身历史的解释或批判性重复而保卫了它们的统一性：如果说，从古斯塔夫.费希纳[Gustav Theodor Fechner（1801—1887），德国物理学家、实验心理学家，心理物理学、实验美学的创始人，著有《心理物理学纲要》。——译注] 以来就一直存在着一种并且是唯一一种心理学；如果说，自奥古斯特.孔德，甚或爱弥儿.涂尔干以来就一直存在着唯一一种社会学，这个说法绝不是说可以把一种独一无二的认识论结构（ 要它多坚固它就有多坚固）分配给如此之多而形态各异的话语，这么说的意思是，社会学或精神病学在每个阶段都以确证和证伪的批判模式把它们的话语放置在它们自身横穿于其中的历史领域之中。总是在跨越了认识论描述的界限的时候，才会有数学的历史；而总是在发生学描述的边缘，才能有心理学或社会学之类“ 科学”的认识论。
因此，不能用建构特权例证的方式来分析所有其他科学领地，这两种极端情况的确有着导致错误的危险：它们将无法揭示认识论结构层面和知识的决定因素层面—— 既无法揭示这两个层面的特殊性，也无法揭示它们之间的关系。真实的情况是，所有科学（ 即使是像数学一样高度形式化的科学）都以历史实在性空间为前提，而这种历史实在性并不与它的各种具体形式之间的互动表现相一致，而且，所有科学（即使是像心理学一样极具经验性，且离构成科学所必备的规范尚远的科学）又都存在于一种知识的领域之中，这个领域不仅决定了这些科学的所有插曲的顺序，而且也决定了它们以某种可被描述的系统为依据的配置法则。另一方面，有一些理应成为模型的“ 中间型”科学—— 比如生物学、生理学、政治经济学，语言学、语文学：因为，在它们那里，不可能将知识的诉求与科学的形式熔合为一种虚假统一体，或者说不可能取消知识的契机。
据此，不仅可能确定对科学话语进行一定数量的合法描述的可能性，而且可能限定它们的界限。这些描述所指向的并非是作为某种配置情况的知识，而是这些描述本身所造成的对象、展现形式、概念，最后还有见解；这些描述仅在它们不自认为发现了某事物的存在条件乃是一种科学话语的条件下才是合法的。这样一来，对浮现于某科学和半科学之中的一系列主张和理论选择进行描述也完全是可能的：我们将能够为一定的历史时期或特定的领地确定其中的选择原则是什么，确定这些原则以何种方式（以何种修辞学和辩证法）得到展现、隐藏和辩护，确定该论争的领域以何种方式被组织起来并得到制度化，确定也许使众多个体都具有同类特征的那些动机是什么；总之，这里为一种光荣经（doxology）—— 对见解的真实的情况所作的（社会学的或语言学的、静态的或阐释性的）描述—— 留出了余地。但只要你把这类描述确定为科学存在条件的分析，这里也会出现光荣经幻觉。这种幻觉有两个方面。
它承认，见解的现实性—— 而非概念游戏受策略可能性支配的被决定性—— 与个体之间旨趣或心理习惯的差异有关；见解可能是特定科学领地中非科学的（ 心理学的、政治学的、社会的、或宗教的）东西的涌入。但是另一方面，它认为，见解构成了中心性的核心、支点，从它出发，科学陈述的整个集合被展布开来；见解将表明基础性（形而上学的、宗教的、政治的）选择的作用，而这些基础性选择之下的形形色色的生物学概念、经济学概念、或语言学概念，仅仅只是基础性选择的实证的、表面的展现，只是转化为确定词汇的一种转写，只是对自身视而不见的面具。光荣经幻觉是取消作为诸理论见解之配置法则和场所的知识模式领域的一种方式。
同样，完全可能合法地对既有的某种科学中的某些概念或其概念集合进行描述，而这些概念集合就是指：被为它们而设定的定义，它们所形成的用法，在其中作出使它们有效的努力的领域，它们所服从的改造，它们借以得到归纳或从一个领地调动到另一个领地的领域。同样，对如下方面做描述也是可能的：与某科学相联系的由该科学组织并进而成为有效的命题之形式，该科学所依赖的参照系之类型，该科学为了将诸陈述相互联结或使诸陈述等价而采用的那些规则，该科学为了支配这些陈述的改造及其替代而订立的那些法则所进行的描述。总之，我们总是可以确定一种科学话语的语义和句法。但是，我们一定要避免可以称之为形式主义幻觉的那种幻象：也就是说，必须要避免这样一种想象，即起建构作用的这些法则同时并且有完全相同的资格成为对实存的建构；那些有效的概念和命题无非是给一种未被适应的经验赋予形式，或是对已经固定的概念和命题进行再加工的结果。我们一定要避免认为，科学是在概念化达到某些特定的程度的情况下，在命题的建构和串联的某种方式出现的情况下一下子变为现实的；在描述话语领域中某科学的出现的过程中，只需关注语言层面就可以把握这种科学的典型特征。形式主义幻觉取消了作为概念和命题之配置法则和场所的知识（理论网络和展现性分配）。
最后，通过局部分析，而对科学本身所面向的那些对象所构成的领地加以确定，也是可能的和合法的。而且既在科学（借助抽象的编码、通过操作规则、通过呈现和可能的再现系统）所建构的理想范围之中，又在这些对象所关涉的事物构成的世界之中对一种科学加以分析也是可能和合法的。因为，即使生物学的对象和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实际上的确是由这两种科学所特有的特殊理想结构所决定的，即使这些对象不纯粹只是人类个体所分有的生命，或他们所创造的工业化，毕竟这些对象不管怎样还是关涉着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或特定阶段的。但是，如果相信有一些由事物构成的区域和领地，它们自发地向理想化工作和科学语言的运作呈现自身；如果相信历史、技术、发现、制度和人类工具努力建构这些事物或使这些事物呈现在光天化日之下的顺序就是这些事物的展现顺序；如果相信一切科学建构，都只是有关在自然经验（因而也是普遍的有效经验）或在文化经验（ 因而也是相对的和历史的经验）中被给定之物的某种阅读方式、解码方式、抽象方式、解析方式、重构方式，那就错了（ 就陷入到了一种经验幻觉之中）。还有一种幻觉制造着这样一种想象，即科学是由大量具体的过去经验所奠定的；几何学建构了一个可理解的空间；生物学为生命的内在经验赋予了形式；或者，政治经济学将工业化过程在理论话语层面进行了转译；还有，所指本身就构成了科学对象的法则。而且，同属幻觉的是想象性地认为，科学是由一种断裂和决断的行动所构成的，科学通过由其自我主张所奠基的理性之强力（稳健的或好战的强力）摆脱了想象性质的领域及其一切喃喃呓语—— 也就是说科学仅仅通过自身统一性便创造了它自己的对象。如果说对生命的分析和对身体、痛苦、疾病与死亡的了解之间既存在关系，也存在断裂；如果说政治经济学和生产的某种特殊形式之间既存在着各种联系，也有这样和那样的差异；如果普遍地说，科学既关涉着经验，又抽身于经验之外，那么这里根本没什么单义的决定，也不存在什么支配一切的、连贯的、明确的断裂。实际上，这些关涉和分离的关系，是每种科学话语所特有的，并且也是，在历史中变化着的科学话语形式所特有的。因此之故，这些关系本身也是由知识的特殊诉求所决定的。后者决定了科学对象的配置法则，并且通过同一种行动具体指定了科学与经验之间的联合或对抗。它们的极端亲和性以及它们之间可桥接的距离从来不是在一开始就给定的；它在指涉的形态学之中发现它的原则；正是这一点构成了所指和对象之间的相互配置关系—— 它们的对峙、对立以及它们的相互交往系统。在科学与经验之间存在着知识，而这知识又不再是居于二者之间—— 要使它们既得到调停又相互分离是如此困难—— 的不可见的中介，或隐秘而含蓄的中间人。实际上，知识决定着科学与经验在其中得以分离并以对方为参照地得到定位的空间。
知识考古学将之置于界外的因而不是科学话语所可能引发的形形色色的描述的可能性；毋宁说是“ 认识”这个普遍主题。认识是科学与经验的串联，是它们的可分离的相互关联，是它们的无限可逆性。在形式使一切内容成为可能的范围内而言，形式的作用先行于一切内容。但又是基源性内容领域沉默地划定了那些形式，尽管只有通过这些形式，那些内容才能成为可读的。认识就是形式的东西在连续性秩序中所得到的确立，就是心理发生和历史发生的确立；认识也是经验的东西借助形式而实现的秩序化—— 该形式的目的论被强加于经验的东西之上。认识把负责解释科学的有效存在的权柄交给经验；认识同时又把负责解释它所遵从的形式和系统的历史性出现的权柄交给科学性。而认识主题恰恰就是对知识的否定。
还有其他几个主题和这个主要主题相关。构成活动主题就是其中之一，它将——借助先行于一切可见运作、先行于一切具体操作、先行于一切给定内容的一系列奠基性操作—— 担保由形式要件系统所限定的科学和被当作一切可能经验范围而确定的世界的统一性。另一个是，主体主题，它将—— 通过它的反射性统一性—— 担保被赋予同一性之物的前后相继的多样性综合体，其中的这个被赋予了同一性之物在时间过程之中通过这种同一性而展现自身。最后，但最重要的是，历史超验主题，这个主题贯穿于整个19 世纪，而且在如下这两个问题的无休止重复中至今仍未耗竭。一个问题是：历史会是什么，它的运转必须以之为轴心的那个绝对远古的规划是什么，它向前发展的第一步开始（或者说从使它的第一步成为可能的开端开始）就建构着它，并将它导向一个终结的奠基性目的是什么—— 这个终结尚未到来，惟其如此，真理才可能看到光明，或者说，正因为这样，真理才能在总是变得遥远的光明之中辨认出它的起源已经遮蔽了的东西的复归？另一种问题紧接着出现了：要使历史只有在覆盖这真理、遮蔽它、将它投入遗忘—— 正是靠着这种遗忘的重复，靠着对它的回忆、因而也是靠着它永不完满的记忆，历史才能够被标记—— 的情况下才能得以展开，这个真理，或者说这个比基源性开端更多的东西必将是什么？只要您愿意，您可以尽可能激进地提出这两类问题。但这样一些问题仍然—— 尽管它们作出了努力想要决裂—— 与主体的分析论和认识的问题性联系在一起。
与所有这些主题截然相反，应该这么说，知识，作为科学出现于其中的历史实在的领域，无涉于任何构成活动，无关于指向一个起源或历史超验目的论的任何指涉，丝毫不依赖于奠基性的主体性。在不连续的话语事件借以可望得到整合的前述所有那些综合形式当中，稍后列举出来的那些形式一个多世纪来表现得最为顽固和强烈；它们激活了历史连续性的主题—— 这种历史连续性在感知上被联结成一体，并被无限地投入到复现和总体化的任务之中。历史必须是连续性的，为的是保证主体的主权；而相应的是，一种连续的主体性和一种超验的目的论则必须贯穿于历史之中，惟其如此，后者才能在其统一体之中被思考。于是，知识的匿名的非连续性便从话语中被排除了，并被驱逐到了无法被思考的领域。
（赵文 译，摘自《福柯读本》，北大培文出品，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